无奈生命

　　一个生命消失了，消失于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哀嚎中……

　　小时候，弟弟白里透粉，眉清目秀。我则长得黑黝粗壮，结结实实。我五岁时劈木头，爬到木头垛上，斧子和人一起掉了下来，我拍拍身上的土又上去了。弟弟七岁了还上不去炕。生活处处是他的无奈，动不动就哭一场。父亲是从山东逃荒来的，重男轻女，弟弟一出生，就逼母亲辞了工作。那时供应猪肉，菜里肉和葱花一样少得可怜。吃饭时父亲下令：自己吃自己跟前的。我和两个妹妹低头吃自己面前的菜。偶尔菜中的肉掉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心里一阵窃喜，先看看父亲的脸色，然后下定决心伸出筷子——此时肉已鼓鼓地蠕动在弟弟嘴里了。

　　1975年我上了初中，弟弟在小学。他喜欢跟那些身强力壮的男生玩儿，却往往成为嘲笑和挨揍的对象。特别是他们惹事生非后做鸟兽状散去的时候，弟弟的脑袋常常留下几个大包。渐渐地弟弟疏远了他们，结识了邻居家一个和他一样白一样弱的男孩。不久，那个男孩因偷家里的粮票卖钱买烟抽，被家里打得狼哭鬼嚎。母亲发现自家的粮票、布票也不翼而飞。父亲第一次揍弟弟，一寸宽的腰带抽得他杀猪般嚎叫。我吓得捂住了耳朵。

　　弟弟没考上高中，他也不可能考上。他不爱学习，热衷于怎样才能不受欺负。父母没精力过问孩子的成绩，他们只考虑把有限的工资怎样计划花才能捱到月底。电磁场、惰性气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难住了我，初试我便被淘汰了。我撕碎了课本，绝食了两顿。家里为我悲哀一天，第二日和弟弟口角，连高中都没考上的弟弟理直气壮地奚落我高考落榜。千愁万恨涌上心头，我坐在煤棚里正淋漓尽致地渲泄，父亲拎着棍子过来，我夺路而逃。来串门的二姨忿忿然：洪波就能撩骚，让你爸惯的。上学不好好上，当兵又怕吃苦。这么大的小伙子在家养着，没好!

　　真让二姨说中了。那天晚上六点多钟，弟弟满脸是血地回来。军帽被人抢走了，还挨了一顿棍子。父亲领他去医院，小护士将冷言冷语和两卷绷带扔出来。我和父亲给弟弟缠上去派出所，值班的人懒洋洋地记录下来也就结了案。弟弟的情绪很低落，父亲愤愤地，家里折腾到天亮。事情如此不了了之了，社会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可负的责任了，需要做的一些只能由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去做了。

　　弟弟再也不敢单枪匹马了。他先后有了几个哥儿们，几个人同出同进，后来越来越多，都是辍学的。他们整天无所事事，只好胡吹乱侃，沟通信息：谁比谁出名；谁治服了谁；谁抄了谁的家等等。那时没普及麻将，他们靠血淋淋的刺激打发日子。我讨厌他们，常把他们撵走，父亲不悦，说在家里总比在外面惹事强。我想也对，就不愿为他操心了，径自在仓房学习。弟弟觉得挨打的原因是自己太“苗条”了，开始强化体质。墙上钉上旧书；门框挂上沙袋；院里安上单杠。弟弟腰间系一条黄布带，天不亮就在院里扑腾。弟弟豆芽似的身体渐渐地矫健起来，手指的骨节又粗又硬，半尺厚的书一拳打得纷飞。

　　我考上大学，临行前，弟弟主动陪我去姥爷家。我们有好多年没这么亲近了。姥爷家的果园浓香四溢。弟弟背了一面袋水果，我们边走边唠，长这么大仿佛头一次这么和气。弟弟嘻嘻哈哈地讲着奇闻轶事。我好奇地听着，仔细打量着弟弟。弟弟长大了，高高挑挑的个子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一笑一口小白牙，挺可爱的。要离家上学的我，第一次珍惜起姐弟之情，也第一次羡慕弟弟的英俊潇洒。我想起：大妹说过，弟弟小学时就有女学生追他，吓得他好几天不敢上学。弟弟天生的美男子。

　　半年后，我倒了三次车往家赶。一进家门，我愣住了。走廊窗户上一大排玻璃支离破碎，残缺不全。火墙、炕上坑坑洼洼，象被烧过似的。妹妹们抢着告诉我，有一帮持枪拿刀的人闯进来，找他们追杀的人。弟弟一伙儿正吹在兴头，无端被扰，态度不好，冲突起来。年轻人灵巧地躲过了刀枪，父亲正在东屋睡觉，听到噼噼啪啪地声音，刚推开屋门，寒光一闪，父亲倒在血泊中。母亲叫来了公安局的人，录完了口供又不了了之，医药费也没人管。父亲额头的斧痕，象一条鞭子时时抽打着弟弟的心。弟弟每天天不亮就蹦台阶，练得身轻如燕。吃了一次亏后我家大门天一黑就上栓。障子有2米高，清一色红松板，密得象箱子面。弟弟早出晚归，从不走大门。后来传说有两个警察把他堵到一条死胡同，以为手拿把掐了，没想到他一纵身上房了。

　　年根儿到了，我收拾仓房。在废弃的碗架抽屉里，发现了一把自制的钢管火药枪。我有点哆嗦，喊来父亲。父亲默默地把它送到房顶的天窗里。小妹说，这是第五把了，哥一心一意要给父亲报仇。我担心起来，好不容易熬到半夜，熬回了他。声泪俱下地劝说，他一面打哈欠，一面敷衍我：没事，没事，上好你的学得了，操心不怕老得快！以后我一引入正题，他或岔开或走人。

　　暑假回家，家里又有了变化，四十出头的父亲被迫退休了。顶班的弟弟没有象同伴们一样分到城里的工厂，而是被“发配”到山上的林场苗圃。原因是弟弟爱“打仗”，到艰苦地方锻炼锻炼。父亲气得跟领导干一仗，弟弟抹着眼泪走了。不到一周，弟弟跑回来了，山里人欺生，专让他干脏活累活，弟弟再也不去了。大妹考上了职高，校址没建好，得到林场中心校去读书，大妹辍学了，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。她长得漂亮，常受骚扰。弟弟充当护花使者，脑袋在黑暗中又被砖头开过两次。弟弟再也不甘沉默了，他有20多个弟兄了，多是没工作或工作不如意的，到哪都忽啦啦一片。大妹很得意，小姐妹们羡慕她，有个“英雄”的哥哥，我却担心得要命，父亲也无奈，我怅怅地走了。

　　寒假时我心惊胆颤地回家，正碰上警察来抓人。弟弟打群架犯事，不知跑哪去了。家里的气氛日渐冷落，父亲没了往年煎炒烹炸的兴趣，母亲的缝纫机落满了灰尘。我一个人忙着清扫忙着购物。三十晚上，冷冷清清的年夜饭吃了一半，房门“吱”地开了，母亲抖了一下，一个人影飘进来。昔日神采奕奕的弟弟穿着一件黑色的破棉袄，一条灰不叽的围脖遮住了脸，只露出一双惊恐不定的眼睛。全家人眼睁睁看着弟弟狼吞虎咽。门外稍有动静，弟弟马上停筷谛听。紧张得心要蹦出来。弟弟哭了。两伙儿人打群架，他们是被打方，打他们那伙人的家长多是当官的，事后扬长而去了。警察却抓他们这些被打的，他们东躲西藏象过街老鼠。父亲也哭了，是为自己的不长进，没当上，还是为儿子扭曲的心理?父亲的外号“山东王”，是有名的硬汉，那不轻弹的男人泪扑簌簌地流下，我和妹妹们哭起来。从不流泪的母亲表情麻木，我知道她的心一剜一剜地疼。一惊一乍的鞭炮声惊走了弟弟。那一年的年三十好长呀!

　　没开学我就走了。母亲来信说，弟弟列入了教养名单。父亲慌了，用党票做担保(不知是真是假?)找尽了人，说尽了好话，也花尽了钱。弟弟去了山东，叔叔在公安局工作，父亲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一个多月后弟弟跑回来了，表哥说弟弟挺懂事的，白天打石头，晚上学武功，他是忍受不了婶婶的唠叨和白眼才回来的。

　　卷土重来的弟弟，象一匹撒缰的野马，不在家吃，也不在家住。家里人根本不知道他“忙”什么。学理发的大妹间或地带回点小道消息：砍父亲的那小子被他打服了；揍过他的××家被抄了；斧头帮的帮主归到他手下了。弟弟的“名气”越来越大，离家也越来越远，家里仿佛没有这个人。

　　毕业两年我结婚了。春节探亲，大妹已嫁到山里去了。妹夫的父亲有一位世交是县里的检察长。妹夫为弟弟的几“进宫”的“出宫”立下汗马功劳，妹妹有苦只好往肚里咽。父母对我们的婚事表现冷淡。家里债台高筑，罚款、人情费、医药费等，多得令人乍舌。弟弟惹完事就跑了，他把一切责任都丢给了家里。读初中的小妹很苦恼，我只好领走了她。

　　一年后我出差顺路回家时，开门的是一位陌生的妇女。为了还债，家里六间宽敞明亮位于市中心的房子卖了。偌大的院子，只剩秋千、单杠还在。这是父亲日日夜夜把着方向盘，熬红了双眼挣来的。父母扒了几层皮?15岁的我跟着母亲灌沙子、灌水、搬砖头盖房子。门楼旁的柳树光秃秃的，水井旁的吊钱儿花，只一根线在寒风中挣扎，我抹着泪走了。

　　新居的房子在城郊，只三间。冬阳透过一面墙的大窗户照进来，心里的伤感刚要消失又凝固了。弟弟又抓进去了，且将判刑，花多少钱也弄不出来了。弟弟事先得到风声跑到大兴安岭四姨家，本来是奔我去的，因为要边防证，吓跑了。大森林没能袒护住他，当地的一位名媛哭得死去活来，也没能留住他，他被抓回来了。

　　父亲母亲瘦得象两具骷髅。临走前我去了二姨、三姨家想让她们照顾一下。二姨告诉我，弟弟太傻了，把父亲单位党委书记家的两只鸡偷吃了，结果父亲送去了半片猪肉才“拉倒”。刚调进公安局的三姨夫说，公安局多次通缉他，内部有精神，抵抗就击毙。他那伙儿人专抄领导家，一趟房一趟房挨家挨户，象鬼子进村一样。奇怪的是什么也不拿，祸害一顿就走，还把公安局长家玻璃砸了，派出所长的仓房撬了，大米扬一地。我惊呆了，没想到长得姑娘样的弟弟这么恶道?他在用幼稚的行为述说着他的不满。

　　弟弟蹲了一年零四个月，因证据不足不够判刑而无罪释放。弟弟的同龄入早都成家了，跟他混的只是一帮十六、七岁不计后果的愣小子。他们借他的名气，狐假虎威，到处惹事生非，出了事都他一个人兜着。许多事栽到他身上，他本人还不知道。这样以讹传讹，扑朔迷离，他成为传奇人物，也成为被抓的对象。

　　多年不骑车的父亲去接儿子，刚出胡同，就摔断了腿。弟弟的良心发现，大彻大悟了。他承包了木锯厂，干得有声有色。假期回来的小妹讲弟弟起早贪黑可辛苦了。因为心里踏实，能吃能睡，胖得肥头大耳，满面红光。对父母孝顺了，家务活由等了弟弟多年的姑娘白雪干。白雪是独生女，在电影院卖票。当干部的父母坚决反对她和有前科的弟弟来往，白雪住进了妹妹的房间，断了自己和父母的“后路”。

　　母亲知道了我的预产期，来信告诉我们，弟弟的婚期订到8月30日，家里正忙着收拾房子，办完喜事母亲就来。信的最后一句话是：我和你父亲过得非常幸福!

　　母亲来了，粗心的我没看出她的反常。她一改过去的沉默寡言，整日喋喋不休，弄得我心烦意乱。她的耳朵突然“背”起来，啊啊地大声大气地说话，很不象我印象中的母亲。出院后，我在家里休产假，孩子睡了，母亲和我谈论小妹的学习。我说小妹明年考上大学得需要一大笔钱，父亲太偏心了，把卖房钱都给弟弟挥霍了，也不替女儿打算。“人都死了，你还有什么怨的!”说完这句话，母亲嚎啕大哭起来。三十年来，我第一次见母亲流泪，母亲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心肠硬的人。她28岁时姥姥故去了，以后再没眼泪，包括姥爷去世。50岁的母亲，失去了唯一的儿子!

　　我呆呆地望着母亲，母亲抽抽搭搭地讲述了弟弟惨死的经过……

　　7月29日的傍晚五点多钟，天下着小雨。白雪要弟弟陪她散步，弟弟不想去，雨天干不了活正好歇歇。白雪生气了，弟弟是阴沉着脸走的。他们穿过一块小菜园，爬上贮木厂的小火车道。那儿平常人少，雨天更没人。走没多远，忽啦啦不知从哪涌上一帮人，不由分说，劈头就打。弟弟边回击边喊：白雪快跑!爱极了弟弟的自雪不跑，拼命帮着弟弟撕打，弟弟骂她也不跑。枪声响了，白雪才省悟。等白雪领着母亲和邻居的男孩赶来时，铁轨上只剩弟弟一个人血淋淋地站着。他看了母亲一眼，倒了下去。三个人好不容易把弟弟背到公路上，半天才过来一辆翻斗车，又高又胖的弟弟被弄上车时只说了一句“轻点”。这是弟弟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母亲急急地赶回家，拿了钱，跟吊着腿的父亲说了句话。赶到医院时，弟弟正好咽气。两枪七刀，在弟弟的“战斗”生涯中，伤不是最多的，却是致命的，动脉被切断了。母亲昏过去了，头上挨了两刀的白雪昏过去了。25岁的弟弟，生命于新婚的前一个月划上了句号。年三十晚上母亲给他系的红腰带没能拴住他，他永远地走了……

　　出殡的那天，固执的父亲拄着双拐去了，弟弟被装进铁匣子的刹那，他象一棵树似地倒下。父亲的头发一夜间全白了。这个给他希望让他骄傲，让他操心、痛心，又燃起希望使他幸福无比的独苗消失了。他的土地永远荒凉了。老年丧子，这人生最大的不幸无情地降临了，他们的魂灵被一块块割裂……

　　白雪出院了，取走了自己和弟弟的全部衣物。母亲说白雪象个死人幌子。俩妹妹却恨她，说她是狐狸精，害死了弟弟。她要早跑了，弟弟也一定能跑掉，弟弟那两条修长健壮的腿，不知帮弟弟冲出过多少重围。

　　但是我知道，弟弟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他是永远也跑不掉的。

　　阳台的门突然开了，我一惊，莫非弟弟来了?他走投无路时曾投奔过我，我已经四、五年没见过他了，他死前的模样我都不知道……弟弟来了，是从姥爷家的果园出来，他光着膀子，告诉我这挨几枪，那挨几刀……

　　后来，《黑龙江法制报》报道，残害弟弟的三名主犯一名被击毙，一名自杀，另一名被判二十年徒刑。父亲一瘸一拐地把报纸拿到弟弟的坟前，黑蝴蝶在坟头上久久地徘徊……

　　具体的生命永远地走了，抽象的生命更多地留在我的思索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