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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走进中共“一大”会址
　　王瑛

　　在这个冷春，我穿着比上海人多一层的衣服走向兴业路76号。

　　我虽然从被上海知青称为蛮荒的北中国来，却缩头缩脑畏惧着上海的春寒。我匆匆地瞥一眼门旁的白色牌子－－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”，便一步跨进门里。一刹那，我被火焰与温暖重重包围。崭新的党旗在姹紫嫣红的花卉簇拥下格外鲜艳、耀眼。30多个穿着蓝白相间校服的孩子纷纷在党旗与鲜花前拍照留影，他们跑过去跑过来，象一群鸽子点缀着历史，点缀着现实……

　　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。”在孩子们稚嫩的歌声中，我拾级而上。二楼是中共“一大”会址纪念馆，讲解员是一位英姿勃勃的解放军战士，他以那特有的与年龄不相称的浑厚中音把我们带入旧上海、旧中国。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万国商团团徽”、“辛亥革命时期黄兴使用过的指挥刀”、“李大钊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”、“1920年9月出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译本”……这些珍贵的国家级文物原件向人们诉说着活生生的历史。我们沿着时间隧道从1840年走到1921年。我忽而全身冰冷，忽而热血沸腾，屈辱、愤怒、敬佩、自豪交错着、奔涌着，我的灵魂、我的思想在巅峰与波谷间大起大落。

　　人群跟着讲解员下楼参观“一大”会议旧址去了，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“一大”会场平面图前。这个占地18平米的“一大”会议代表蜡塑群像是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制成的，它几乎可以假乱真。平面图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风云际会的场景和人物的神情风采。我久久地注视着这个会场，这15个人，我如炬的目光终于掸去时间的灰尘，他们复活了。

　　穿着淡蓝色长衫，手拿几张便笺的毛泽东，操着他永远不改的乡音正在汇报大会记录情况，28岁的毛泽东梳着中分，瘦削、严肃，眉宇间透着坚毅。

　　站着给毛泽东倒水的房屋主人李汉俊，戴着白边眼镜，穿着白色衬衫灰色马夹。这个当时热情高涨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却于1924年脱党，后任上海大学教授、湖北教育厅长，1927年在武汉遭军阀杀害。

　　坐在毛泽东右边手执蒲扇、戴着黑框眼镜的何叔衡是与毛泽东同来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，他当时45岁，是这次会议年龄最长者，何叔衡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查部长，1935年在福建牺牲。

　　看着桌子上的花瓶、留着八字胡须、戴着瓜皮小帽的晚清秀才董必武沉思着，他是武汉代表，历任政治局常委、副委员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，1975年在北京逝世。纪念馆的结束语便是董老的手迹，1956年2月，他为此馆题词“作始也简，将毕也钜”。

　　挨着董必武的陈谭秋侧过身子与何叔衡相对望着毛泽东，他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，抗战时是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。1943年在乌鲁木齐被军阀杀害，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同就义。

　　光头，一手夹烟一手到火柴架划火的李达，坐在长条桌的一端。他是上海代表，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央委员，负责宣传工作。1923年脱党，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，后任武汉大学校长，1966年8月在武汉病逝。

　　正襟危坐、穿着米色中山装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，1924年脱党，1938年投敌，抗战后因叛国罪判无期，1948年在狱中病死。

　　周佛海左面的陈公博伏着桌子，着米色格子西装，是广州代表。1922年脱党，1938年投敌充当汉奸，抗战后因叛国罪被判死刑，1946年被枪决。

　　毛泽东对面的是列席代表包惠僧，穿着白衬衫，黑色西装背带，一只手放在桌上，一只手插在裤兜里面凝视着毛泽东。陈独秀当时在广州，委托他出席“一大”会议。包惠僧1927年脱党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任国务院参事，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。

　　年龄最小的19岁翻译刘仁静是北京代表，稚气地趴在两位外国人中间。他1930年参加托洛茨基，被开除党籍，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出版社翻译，1987年去世。

　　红头发的马林是荷兰人，共产国际代表；黄头发的尼克尔斯基是俄国人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。两位外国人歪着头望着毛泽东，认真地倾听着。

　　张国焘着深灰色西装，抱着双肩，坐在桌子的一端。他是主持人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，“一大”选为中共中央委员，负责组织工作。1935年长征，搞分裂党和红军活动，1938年叛党开除，1979年12月在加拿大病逝。

　　茶几两侧的济南代表王尽美与邓恩明，都曾任过山东省委书记，王尽美1925年8月在青岛病逝，邓恩明1931年在济南狱中就义。

　　我的心情沉重起来，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、早期的革命家后来分化了，多数人坚守革命的信念，有的献出年轻的生命，有的却脱党、叛党，这也正说明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艰难、曲折，我想起了电影《大浪淘沙》。这些人绝不会想到操着一口浓重湖南话的记录员毛泽东，能把种地的、开机器的、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的贫民百姓发动起来，赶走了殖民者，打跑了蒋家王朝。毛泽东以他的执著、大度，容纳百川、汇成激流，冲刷出一个崭新的、亮丽的中国。

　　如今他们早已离我们而去，但他们的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理想、信念传承下来，中国共产党员已由“一大”的五十三名发展到七千万名。中国共产党80年的岁月，80年的沧桑，她依然年轻，依然魅力无穷……

　　这是嘉兴南湖的那艘红船吗？它作为年画曾在我家的墙上驻足，船对面的烟雨楼在绿荫里朦胧。这首包金的豪华游船是为遮人耳目，由住在嘉兴的李达夫人联系的。1921年7月23日，一群神情庄重、穿着讲究的知识分子陆续从后条街白尔路博文女校（今太仓路127号）走进望志路3号（今兴业路76号），连续一周的时聚时散，引起了法租界巡捕和密探的注意，突然的搜查终止了会议，7月30日最后的一天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红船上。从此这艘红船载着灾难沉重的国人，载着一个不屈不挠的信念，闯过一个又一个险滩。李汉俊和他的胞兄李书城的寓所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，每天接待着全国各地的敬仰者。这幢20年代上海典型的石库门楼房至今保存完好。它建于1920年秋，“一大”会议期间，某个阴暗潮湿的角落一定还遗有油漆、水泥的味道。桌子、凳子、茶具犹在，曾经与它们相依相伴的那些人却永远地走了，今天的我们只能隔着光阴去流连、去凭吊。为了保护好这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，上海市委在“一大”会址西侧新扩建了2316平方米的工程，建筑风格与旧址相仿，青砖墙点缀着红砖，漆黑的大门上半圆形的砖色浮雕，象19世纪贵族小姐的梳妆镜。

　　走出旧址来到正门，五星红旗猎猎飘扬，法国梧桐吐着翠绿，我举起相机拍下这张心仪已久的珍贵照片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