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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岁尾，黑河11名“创业突出贡献者”每人获奖金3万元。3万元虽与梁广大15年前重奖科技高人难比，与新近上海出台的厚奖纳税大户数额难攀，但引起的民心激动委实不小。大众评说：该赏！
《北史》作者李延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梁贞阳侯萧明反叛攻彭城，文襄帝派大臣杜弼去讨伐。临行前，文襄帝赐给杜弼一匹胡马，令他陈述可以鉴诚的治军方法，杜弼说：“刑赏乃天下大事。赏一人可使天下人兴奋，罚一人可使天下人折服。此尔方无往不胜。”文襄帝赞叹说：“你虽简言之，却正中要害，相信一定载功而归。”李延寿就将这一故事凝为警句：“赏一人使天下人喜；罚一人使天下人服”写入《列传四十三》留传后人。
朝代无论怎样变迁更迭，当政无不明理为国之道，“其要为：文德、武功、法度、防国、刑赏”《魏书·尚闾列传》。所以，古往今来，对德高者封以贤位，对功重者施以厚赏，对犯乱者加以典刑被视为天理。如此，古时也就有了凭赏有赏领地、赏金银、赏爵位、赏锦帛、赏妾奴等等；量罚有罚分尸、罚自缢、罚碎膑、罚流放、罚劳役等等。当朝讲究纲纪，最忌“遇喜则虽罪大恶极而不惩，逢怒则虽功高盖世而不赏。”
若讲赏罚，一定如泾渭流水，浊清分明，否则就难以劝善而鞭恶；就难以评功而设罚；就难以兴业而治顽。赏罚规正，方能做到唐代名仕韩愈所言：“赏厚可令廉士动心，罚重可令恶小丧魄”。达到使教事、做事、成事者愈加效力的目的。
然而，说赏罚亦只是在固然之理上探究赏罚之必要，表述之本在于：不可因赏罚不公而使勤恳上进的人变得懈怠无为；使无能枉法的人尸位素餐。其实，赏罚作用并非无限。克劳塞维茨在《战争论》中就说过：“物质的力量只是‘本质的刀柄’，精神的力量才是‘闪光的刀锋’。”“往往正义的信仰、报国的精忠、为民的肝胆都是无价难赏的。”“爱的奉献”“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”不就是超然于物质名位嘉奖的“闪光点”吗？
南朝太守王畅在惩治豪族败风时常诉诸严刑峻典。功曹张敞劝他“化人在德，不在酷刑。”即用刑不能废弃德教。德教更易于被人接受而且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和社会稳定。张敞还主张对过失之人“不忍以微瑕弃也”“天生人甚难”。王畅听取了张敞的良谏，开始简化刑罚，崇尚仁义，以德感人，收到很好效果。现实“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”之政策，与古人张敞主见内中同理。
赏罚当然有度，实难把握在于，若赏，能否“赏一人使天下人喜”；若罚，“罚一人使天下人服”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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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专栏：王伟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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